基于過往的數據和經濟特征，中國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歸結為如下六類：

第一類可稱為昆山模式。昆山、義烏和慈溪是典型的節點型產業縣。這三座縣級市均位于中心城市周邊，共享中心城市的交通區位、供應鏈、信息流和勞動力市場。上海、蘇州和杭州的“借勢”和產業溢出，與縣域內源性經濟的碰撞和融合，使得三座縣級市崛起了以小商品、電熱毯等若干行業為支柱產業的專業化經濟。其千億元量級經濟規模造就龐大的勞動力市場，吸納周邊乃至省外人口的流入，創造了獨特的縣域城鎮化，國民財富的增長和人口的涌入實現了相對正向的循環。在筆記本電腦、小商品、電熱毯等特定品類的全國性網絡當中，昆山、義烏和慈溪已變成了具有行業話語權的樞紐。

第二類可稱為晉江模式。晉江亦是依靠專業化經濟崛起的縣域經濟典范。不過，這座縣級市不在長三角地區，周邊缺乏強輻射力的中心城市，其遍及全球的外源性網絡更多是憑借自身的行業影響力創造的。晉江制鞋業撐起的生產總值，甚至幫助所在的泉州市獲得“萬億元GDP俱樂部”的入場劵。

第三類可稱為肥西模式。肥西縣是安徽省唯一的人口凈流入縣域。肥西模式的特征是既沒有強輻射力的中心城市，又沒有類似晉江那樣的外源性網絡，而是通過制度改革“無中生有”造就了強有力的工業園區，最終推動了局部區域的專業化經濟。從1800多座縣城來看，位于中部的肥西縣可謂是“逆天改命”的模范。

第四類可稱為壽光模式。山東省壽光市和黑龍江省五常縣是該模式的典型代表。壽光模式或曰五常模式的特征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憑借縣域獨有的農業資源稟賦造就聞名全國的地理性品牌，形成三產融合的專業化經濟。壽光蔬菜和五常大米的金字招牌成就了兩座縣城獨一無二的發展根基。

第五類可稱為神木模式。陜西省神木市是全國產煤第一大縣，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放眼全球，資源型城市都會遇到環保標準制約、資源枯竭等共性問題。2008年前后，神木市摒棄單一的煤炭開采模式，轉向能源結構的轉型，布局風能、光伏等新能源產業，同時還承擔了黃河沿線生態保護的重要職責。該縣級市推動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重點建設項目，植被率上升到43.2%，入選成為國家園林城市和省級森林城市，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荒山禿嶺”正被滿目青山綠水所替代。從經濟形態看，神木從一種專業化經濟轉向了另一種專業化經濟，而生態功能的強化則呈現出對公共服務的重視，是城市化經濟的一種體現。

最后一類可稱為大理模式。28座“縣級”大中城市榜單上，延吉和大理的出現似乎正印證另一個道理。那就是，縣域的城鎮化不一定依靠專業化經濟，而是有其他的選擇。換句話說，人們在縣城追求美好生活，不一定需要到工廠打工和搞批發，盡管這是國內上千座縣城選擇的存在方式。延吉和大理的特點是擁有獨特的生態風光和民俗風情——延吉擁有長白山的白雪和朝鮮族的舞蹈，大理則擁有洱海的波瀾和白族的美食。圍繞著旅游行業，延吉和大理均吸引著人口涌入，讓全球游客放松心情的同時也讓眾多民宿、餐飲從業者擁有了自己的事業和人生。